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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持续保持访谈式教育课“热能”******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持续保持访谈式教育课“热能”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特战队员正在进行捕歼战斗演练。图为特战队员沿河堤快速追击。

  身边的典型看得见,平凡的榜样学得了

  今年年初,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执勤六中队驻地附近突发山林大火。趁着风势,过火面积迅速扩大。山林植被茂密,火势不断蔓延,形势十分紧急。

  “队长,让我上吧!”二级上士孔令杰主动请缨,带领几名战友,拿着镰刀和扑火工具,奔向失火现场。

  山势陡峭,风向不定,稍有不慎,就会被困在火中。孔令杰带领大家顶着呛鼻的浓烟,成功开出了一条隔离带,控制住了火势。但这一仗,也在孔令杰和战友们的身上留下了一块块特殊的印记。

  在支队访谈教育课上,孔令杰作为受邀嘉宾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了大家。

  “我没想到,这个当初让我‘拼了命’想要逃离的大山,现在却成了我愿意用生命守护的地方。”授课现场,战友们的思绪随着孔令杰的讲述,一起回到了9年前。

  执勤六中队营区地处湖南和广西两省交界处,群山环抱、密林丛生,不但距离市区远,而且大多是山间小路,曲折环绕、崎岖不平。

  新兵下队,刚坐上驶向营区的大巴车,孔令杰就有些后悔。从市区出发,车越走越远,路越走越偏。抵达中队时已是深夜,看见营门口灯光下戒备森严的哨兵,孔令杰突然觉得“像只小鸟被装进笼子”。

  面对无尽的大山和陌生的环境,孔令杰一时难以适应,丝毫没有了入伍前的豪情壮志。

  孔令杰的转变,源自他的班长、一级上士胡灵。

  那天,胡灵带着孔令杰来到巡逻区,在离中队最远的一个哨位前停下脚步。“这个哨位被战友们称为‘苗山红哨’,它距离山下一共有303级台阶,是中队最艰苦的一个哨位。这个哨位上站的全是党员,从没有发生过一次意外!”胡灵给孔令杰讲完哨位的故事,语重心长地说:“历代官兵用心守护的库区,现在传承到了我们手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守好?”

  接着,胡灵又将自己一路成长的故事讲给孔令杰,让他深受触动。

  胡灵新兵刚下队时,中队环境较差,做饭主要靠烧柴。于是,完成巡逻任务之余,官兵们还多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上山砍柴,然后背回中队晒干劈好、堆放整齐,保障大家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大山里落后的生活条件与城市繁华的景象显得格格不入,但胡灵牢牢记住指导员讲的一句话:“正是因为有了山这边的安全,才有了山那头的万家灯火!”

  怎样的军旅才算精彩?是风平浪静一路顺风顺水,还是历经风雨收获成长?那天回来,回味着班长讲的故事,咀嚼着班长说的每一句话,孔令杰的心中有了答案:“既然来到这里,那就要成为这里光荣的一份子!”

  “面对日复一日的巡逻工作,你有想过换岗工作吗?”“在大山里夜间巡逻时,你害怕吗?”“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随着访谈的深入,台上台下交流得越来越热烈。

  “思想教育是围绕人做工作的,一堂好的思想政治教育课能直抵心灵,引人共鸣。”在现场观摩的一位支队领导有感而发。

  从“想让官兵知道”到“官兵想知道”,一字之变反映的是教育理念的变化。一堂课只有听者想追问,才会有亮点,才能紧紧抓住官兵的心。

  孔令杰和战友们每两个小时就要围绕库区进行一次巡逻,每天24小时不间断。当平凡的工作被具象后,在场的许多战友都向孔令杰投去了敬佩的目光。

  身边的典型看得见,平凡的榜样学得了。现场的官兵普遍反映:“这样的身边人接地气,这样的身边事摸得着,我们喜欢听,也喜欢学!”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持续保持访谈式教育课“热能”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融安中队政治指导员赵浩钧(中)和新兵谈心。

  有血有肉的教育课,更能打动兵心

  访谈教育课上,让官兵印象深刻的不只有孔令杰,还有特战中队指导员张毅文。他的一番深情讲述,将教育课推向高潮。

  仲夏时节,热浪滚滚。密林之中,武警广西总队第二季度“魔鬼周”极限训练正在紧张进行,张毅文带领官兵一次又一次冲击着自己的极限。

  10公里武装奔袭,特战队员们要负重30公斤。此前,他们已经连续进行了5天的高强度训练,大家双腿如灌了铅似的,每迈一步都那么难熬。加上那几天持续高温,不少特战队员身体都出现不适现象。

  说起当时的情景,特战队员全智尧的表现让张毅文记忆犹新。由于个头比较矮小,很多课目对他来说比较吃力,在转移模拟人时,全智尧的手不慎受伤,鲜血直流。

  考虑到武装奔袭后,全智尧还要进行狙击课目比武,张毅文便想帮他拿枪,没想到遭到了全智尧的拒绝:“如果一名狙击手连自己手中的武器都拿不稳,那他将没有存在的意义!”

  全智尧的话给了张毅文很大鼓舞和触动。张毅文在队伍前后来回奔跑,将全智尧这句话传递给每一位官兵。

  “只有在训练场上多流汗,才能在战场少流血,多胜算!”配合着情景剧,张毅文向战友们讲述着他带领中队官兵不断追梦、圆梦的故事。一个个血性突击的故事,如响鼓重锤,在官兵心头回响。

  访谈教育课上,被邀请的先进典型都和张毅文一样,来自基层一线。他们中,有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助受伤群众的英雄,也有奋战抗洪清淤一线的党员代表,还有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普通一兵……

  “对于官兵而言,一个个‘张毅文’就是一面面打赢旗帜,引领着官兵吹响战斗的号角。”该支队领导说,坚定官兵信仰,教育官兵心向战场,是访谈教育课的初衷。事实证明,有血有肉的教育课,更能打动兵心。

  狙击手杜金浩入伍前,特别爱看影片《红海行动》,他的梦想就是成为像电影中顾顺一样又酷又飒的狙击手。

  去年,杜金浩在特战选拔中脱颖而出,如愿成为一名特战狙击手。他说:“相比于电影里的艺术塑造,我现在的目标更明确了——要像张毅文指导员那样,勇敢追梦!”

  “讲故事,胜于讲道理。只有不断拉近听者与讲者之间的距离,想方设法吸引官兵‘流量’,才能让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该支队领导说,从“一人唱好一台戏”到“众人共烹一桌席”,近年来,他们一直致力于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呈现形式,创新推进战斗现场话战斗、身教示范教品行、多人共授一堂课等教育模式。

  唱响教育主旋律,呼唤更多新创举

  现场观摩这堂访谈式教育课后,该支队警勤中队指导员黄宇立最大的感受是:“教育创新要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大胆变革、推陈出新,既要注重外在形式,又不能偏离塑造正确价值观的主线。否则,只会陷入模式化、概念化。”

  曾几何时,黄宇立一度苦恼该如何提高教育质量,让授课效果更好。每次备课,他都挑灯夜战,到处搜集素材和资料,可最终还是收效甚微——

  台下官兵不是“你滔滔不绝,我没有感觉”,就是“你有你的大道理,我有我的小确幸”,或者“讲得挺有道理,但和我的实际生活还有距离”……

  受访谈式教育的启发,前不久,在一堂有关“如何预防手机失泄密”的教育课上,黄宇立另辟蹊径。为增强课堂的互动性,他邀请一级上士陈龙生为大家演示手机失泄密场景。

  陈龙生曾连续两年获得总队通信专业比武第一名。在演示和互动环节,他通过电脑向一部手机发送了一个被伪装成游戏链接的木马程序。随后,这部手机上几乎所有的信息便在电脑上一览无余。官兵们惊叹之余,纷纷感慨:“以前,这种情节只听别人讲过,还真没亲眼见过,原来手机失泄密离我们真不远!”

  小张作为中队文书,需要经常统计许多信息。为了图便利,他曾想出一个“妙招”,在微信里发布通知后,很快再选择“撤回”,他认为这样既能快速下发通知,又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一举两得。

  “幸好自己当时没有这么做!想想真是后怕!”课后谈论环节,小张心有余悸,不但及时检讨反思了自己的错误想法,还和大家讲述了正确使用微信、依法严守保密规定的重要性。

  思维一变天地宽,丰富的授课方式能大大提高课堂的活跃度。该支队政治工作部主任杨侃认为,在这个知识大爆炸、观念大融合、文化大交融的时代,教育不再只是一堂课,而是一个“生态圈”,既要做到与时俱进,又不能出现本末倒置,既要做到“百花齐放”,又不可过于“标新立异”。

  不久前,红瑶族历史上第一位女企业家陈英花,身穿瑶族盛装,将自己亲手绣的党旗送到了融水中队。与她一起同行的还有10多名瑶族群众,她们都是历届“武警红瑶春蕾女童班”毕业的学生。

  为了进一步让新兵了解驻地文化和乡土人情,激发官兵献身岗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融水中队指导员林远峰以党日活动的形式开展了一次访谈教育课。课上,林远峰特地邀请了当地苗族芦笙队队员和红瑶群众一起来到中队,和官兵面对面交流。

  过去,由于祖祖辈辈奉行“狗不耕田,女不读书”的陋习,一代代红瑶女孩被隔绝在深山之中。为了让更多红瑶女孩学到知识,该支队一茬茬官兵自发捐款建起“武警红瑶春蕾女童班”。30多年来,近600名红瑶女孩从学校毕业,走向外面的世界。

  “因为有了‘红瑶春蕾女童班’,我才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才有了走出大山的动力,有了创业的勇气。”陈英花和在场官兵谈起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听着陈英花的创业故事,官兵们对“红瑶春蕾女童班”的理解更加深刻,“我们的一点爱心,可能会改变几代人的命运。”

  上等兵杨宏来自云南大理,从参与驻地扶贫活动到见证驻地村庄发展变化,他深有感触地说:“这里和我的家乡一样,都在大山之中,没有什么能比看着自己‘家乡’的变化更让人振奋,我会更加努力守护驻地的安宁!”

  从教育方式创新到教育理念革新,从优质课程打造到人才队伍建设,该支队以访谈式教育课为契机,逐步打开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子,产生了耐人寻味的“溢出效应”。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持续保持访谈式教育课“热能”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开展访谈式教育课,特战中队指导员张毅文作为访谈嘉宾,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奋斗故事。

  好教育当念“真字诀”

  ■王 旭

  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集训以来,各级加紧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不断深耕新作,推进重构重塑。举凡各种创新之变、破立之举,莫过于念好一个“真字诀”。

  真对接官兵。搞教育不是搞“空中楼阁”,说到底还是做人的工作,在教育“供给侧”上,要牢牢地让“供给端”精准对接“需求端”,守正创新使教育直抵官兵心灵。反观我们现在,一些单位领导嘴上喊着教育革新,但干的仍然是单向度“输出”的工作,没有针对性,也不讲因地制宜,一些标新立异、大道理朗朗上口而战士并不喜欢听的课被推为样板,让教育陷入一潭死水。

  真发动官兵。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根本在于铸魂育人,关键在于发动好官兵。在教育中,不妨改“一言堂”为“众筹式”,一方面坚持领导带头,发动各级各岗位助力,另一方面把受教育者纳入教育“链路”,让他们真评教,甚至反哺教育资源库,真正形成“大教育圈”,让教学相长、人人受益。

  真转变形式。哲学上,关于内容与形式的争执永无止境,但在教育上,好的教育方式方法与好的教育内容同样重要,永远都是好课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时代发展变迁,网生代官兵渐成主流,如果不能通过好的载体、形式、方法,第一时间撬动他们的心灵,就很难让教育课入脑入心。只有不断总结创新方式方法,适应新的形势任务、新的部队实际,不断改进教育形式,才能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走深走实。

  (余海洋、张亚博摄)

东西问丨曹应旺:“中国特色”从何而来?******

  中新社北京1月8日电 题:“中国特色”从何而来?

  作者 曹应旺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共二十大报告令人注目的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重视中国特色是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从指导思想上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出来的,从文化根基上看,是从五千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未间断的代代相传、积累、发展中来的。

  中国特色与汉字、观念和精神

  “中国特色”从文化根基上看,首先,来自中国汉字。中华民族从殷墟甲骨文算起已有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虽经过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发展,但文字基本骨架未变。汉字与其他文字不同,一个汉字就是一个天地,传递一种观念。

天津,甲骨文创意展吸引观众。佟郁 摄

  其次,中国特色从文化根基上,来自中国观念。掌握了常用汉字,基本能读懂一代代传下来的中华典籍。习近平指出:“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先哲归纳的一些观念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几千年连贯发展至今的文明,在世界各民族中是不多见的。”如老子讲“以百姓心为心”;孔子讲“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孟子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庄子讲“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种重视民本、重视事物的特殊性、重视事物由小到大发展的观念,传承几千年,也自然传承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并结合实际将其发扬光大。

山西省各界人士、孔子后裔以及儒学研究者在太原文庙大成殿前纪念孔子诞辰2573周年。韦亮 摄

  再次,中国特色从文化根基上,来自中国精神。中华民族能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生存发展,重要原因是,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传说故事,追求的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治天下也,必先公”等观念,追求的是公道公正的精神;“人皆可以为尧舜”,追求的是众生平等的精神。这些精神追求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更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

  上世纪初,精通中西文化的辜鸿铭先生把深沉、博大、纯朴、灵敏总结为中国精神的四大特质。这正是孔子以来倡导的中用、中和、忠诚、中时的中庸精神特质,即不走极端、和而不同、忠信诚实、与时俱进。不走极端,才有深沉;和而不同,才有博大;忠信诚实,才有纯朴;与时俱进,才有灵敏。这些精神特质也深刻反映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海外华人书法家的“天下为公”书法亮相在广州举行的首届“浩气黄花”国际诗书画作品展。索有为 摄

  中华民族的精神脉络重视向同时代的人学习,按照“三人行必有我师”,博采众长,以实现海纳百川;也重视向前人学习,按照“通古今之变”,重视历史经验,以实现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接续前进。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步伐厚重稳健,屡建惊世大功,重视“古今中外法”,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原因是其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与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国特色,在文化层面,就是来自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中共中央党校校园内毛泽东手书“实事求是”的照壁。乐水 摄

  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缔造中国共产党,与他们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观念和尧舜禹的平等观念等密切相关。毛泽东、周恩来的早期文稿中都有对“大同”的认识。毛泽东在1917年8月致黎锦熙信中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表达了“大同”就是他心中的奋斗目标。彭湃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写过一首诗:“磊落奇才唱大同,龙津水浅借潜龙,愿消天下苍生苦,尽入尧云舜日中。”老一辈革命家是在追求“大同”,追求“尧云舜日”的基础上选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毛泽东走上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不同于俄国的中国革命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事求是”的观念,创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文化渊源看,“实事求是”狭义上来源于班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广义上来源于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绝四”精神和“躬行”、“讷于言,敏于行”的观念;来源于司马迁讲的“善者因之”的精神和大禹治水“因水以为师”的观念;来源于明朝杨继盛“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的品德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用中国历史上已有的观念表达出来,就有了鲜活的、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刘占昆 摄

  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形成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融为一体,骨子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分不开。汉字的“國”字,就有边界、有人民、有土地、有武装的意思,已经包含了三大法宝的基本因素。

  孔子讲“足食,足兵,民信”。“足食”,要发展农业生产,让人有饭吃——这也是“得人”统一战线和“足兵”武装斗争的物质基础;“足兵”,要发展武装部队,能守土卫国;“民信”,就是老百姓相信你。党的建设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人民相信党。孟子也讲“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从一般意义上讲,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孟子的“土地、人民、政事”,已包含了三大法宝的基本元素。从文化渊源上看,可以说,没有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土壤,是难以提出“三大法宝”的。

民众在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参观《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展览,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经过。侯宇 摄

  中国特色与新时代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处处体现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味,有生动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味,还有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味。其中对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特别突出地体现在治国理政之道上。

  这个治国理政之道,就是习近平引申的孟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所讲的“我们走的是正路,行的是大道”。

河南安阳,小朋友参观中国文字博物馆。毕兴世 摄

  这个治国理政之道,从普遍性上看是一个“公”字,就是《礼记·礼运》记载孔子讲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都加以引用。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文化基因,也反映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等理念中。

  这个治国理政之道,从特殊性上看是一个“和”字,即《论语·子路》记载的“和而不同”。这个“和”是事物特殊性基础上的协调互补,不是没有差异的绝对同一。如《孟子·滕文公上》中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习近平指出,“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

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70周年纪念会在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举行。刘冉阳 摄

  这个治国理政之道,从根子上看是一个“本”字,就是习近平多次引用的杨泉在《物理论》中讲的“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这个“本”,从治国理政的根基看是人民。《尚书》讲“民惟邦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子》讲“以百姓心为心”;《管子》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等这些,都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基因。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一路体现着中国特色。新时代,中国特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完)

  专家简介:

  曹应旺,1951年生,研究员,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巡视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相关文献的编辑研究工作。担任《陈云传》《周恩来大辞典》副主编,参加撰写《邓小平传》,参加编辑《周恩来经济文选》《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著有《周恩来与治水》《中国外交第一人周恩来》《邓小平的智慧》等。发表《科学发展观渊源中的中华文化传统》等研究文章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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